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| 红湖畔，谁是大先生？

1939年茅盾（前排中间）和新疆学院的学生在一起。资料图

　　天山网-新疆日报记者 司路路

　　“茅盾先生来了。”舞台灯光暗下去的一刻，台上有人喊了一声。

　　观众席里，看见的是二十出头的学生张祖豪扮演的茅盾——长衫微皱，眼镜老往下滑，开口带着点山东口音。

　　他站在那里，灯光一打，便让人恍惚觉得，1939年的春天，或许正是这样的。

　　这几日，新疆大学红湖的波光中，倒映着一场关于“大先生”的思辨。

　　一群二十出头的年轻人，穿上粗布长衫，戴上圆框眼镜，在舞台上重现了八十多年前另一群年轻人的故事——当年的“年轻人”里，有茅盾、赵丹等等被后世称为的“大先生”。

　　后台里的薪火

　　这部名为《我们的大先生》的原创话剧，是新疆大学林基路艺术剧社的新作。话剧共六场，每一场都由学校学生参与编写，真实再现了茅盾、赵丹等人在新疆任教、深耕教育事业的往事。

　　学生赵江是开场戏的作者。演出时他坐在台下，听见演员念出自己写的台词。“一阵恍惚。”他说，“这种感觉很奇妙，自己既是讲故事的人，也曾是故事里的一道虚影。”

　　这种感觉，整个剧社的成员大概都有。学生苏麦娅·艾尔肯参与写作的第四场，背景是当年新疆学院汉文会俱乐部的后台。剧中，她把剧社后台的忙乱、同学间无需言语的默契、演出前道具失踪的抓狂，一股脑搬上了这场“1939年的舞台”。

　　“曾经后台丢了一只麦克风，大家心急如焚。杜重远、茅盾、赵丹等先辈们，当年排练、候场时也会面对这样的小差错、小插曲。”苏麦娅说，这是我们和“大先生”们的共同点。

　　张祖豪既是茅盾的扮演者，也是第二场的编剧。他选择直面最尖锐的冲突——军阀盛世才为赵丹设下的鸿门宴。在推杯换盏的台词间，他埋下了两种价值观的碰撞：赵丹对“艺术”的执着，与盛世才要求艺术必须成为“政治颂歌”的阴鸷。“这又是我们和‘大先生’们面对的截然不同的情况。”张祖豪说。

　　“我思古人欲见之，后人视我今犹昔。”张祖豪说，写这场戏时，他不仅在写赵丹，也在叩问自己：一个当代青年编剧，该如何面对创作的瓶颈与理想的召唤？

　　“我在赵丹的坚持里，找到了一种答案。即便身处牢狱，即便被迫低头，心中的‘进步思想’仍是一盏无法被扑灭的灯。”他说。

　　第六场，赵丹在迪化监狱被逼供。编剧谢龙在此处展现了文学想象力。他让身陷囹圄的赵丹进行了一场自我拷问，不仅是对角色的挖掘，更是编剧本人的自我叩问。

　　谢龙说，从演员到编剧，他在写下每一句台词时，脑海里都映着画面。赵丹在黑暗中的坚守，让他记住了“不忘初心”的分量。

《我们的大先生》演出剧照。天山网-新疆日报记者 司路路摄

　　戏里戏外的思辨

　　“这些孩子往台上一站，我就好像看见了校史馆里那些老照片活了过来。”新疆大学校史研究会会长于付恩坐在观众席，深受触动。

　　排演期间，剧社成员曾多次到校史馆查阅资料。于付恩告诉他们：1939年10月，杜重远受邀出任新疆学院院长，力邀茅盾、赵丹等文化名人西行任教。

　　“这不是普通的援教。”于付恩说，“当时林基路同志任教务长，他本身就是共产党员，和茅盾、杜重远一道，把抗日救亡的呼声、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融进了课堂。他们播撒的是理想信念的种子。”

　　当时各民族同学一起排演进步话剧，语言不通就用手比画，用眼神、用身体，在抗日烽火中铸就了民族团结进步的校园实践。

　　“彼时的新疆学院，就埋下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种子。”于付恩说，“今天我们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，红色基因、进步思想，早在那时师生同演一出戏、同读一本书时，就已经如草蛇灰线一样延展开来。现在做的话剧，正是这种传承最直接的延续。”

　　于付恩特意提到戏中赵丹在狱中坚守的情节：“戏里说，‘心中的真善美是一盏无法被扑灭的灯’。这不光是艺术家的风骨，更是那一代革命文化工作者对理想的信仰。”他期许地望着舞台上的学生，“把这种信仰传下去，就是对‘大先生’最好的致敬。”

　　新疆医科大学话剧指导老师毛玮秀在观演后感慨：“学生从查阅文献、编写剧本，到穿上长衫去体会角色的矛盾，已经不只是在‘演历史’，而是在对话红色校史，这本身就是一种深度的文化认同教育。”她认为，高校话剧社团的意义，是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把“我们是谁”“我们从哪里来”的思考种进青年心里。

　　“这部戏里各族学生一起排练、一起为一句台词争吵又和解，正是现实生活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朴素、最鲜活的表达。”毛玮秀说。

话剧《我们的大先生》参演演员合影。何菲菲 摄

　　我们的“大先生”

　　话剧尾声，是一场“魔幻现实主义”的跨时空对话。茅盾、赵丹、王为一的独白交织在一起，诉说新疆之行对他们的涤荡。

　　“曾有学生问我，为什么林基路艺术剧社要以‘林基路’命名？”林基路艺术剧社指导老师何菲菲说，“林基路在新疆学院的时间虽短，却留下了‘团结、紧张、质朴、活泼’的校训。这句话，到今天还刻在每一个新大人的骨子里。”

　　她解释，之所以叫“我们的大先生”，是因为“大先生”既指向历史中的茅盾、林基路、赵丹、杜重远，也指向一种精神。

　　“八十多年前，民族危难之际，这些人选择了担当。他们穿过长长的河西走廊，把书和戏，连同一些看不见的东西，带到了这片土地上。”何菲菲给出了她的理解，“这是青年一辈积极向上、坚韧不屈的精神写照，也是不惧困苦、心怀家国、矢志建功的远大志向。”

　　“八十年前的‘大先生’西行，是为了救中国；八十年后的年轻人选择西部，是为了强中国。”何菲菲说，八十多年后的今天，中华民族走在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，这一代青年接过先辈的接力棒，奋力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。由青年学子组建的西部计划志愿者、边疆支教团，他们把青春揉进新疆的泥土里，在一间间乡村教室把大爱落于小处。这便是“大”的辩证演进：过去是灯塔，高耸而明亮；现在则像红湖边的白杨，一排排一片片，根脉相连。

　　演出散场，观众走出剧场，迎面是乌鲁木齐的夜色。红湖静谧，白杨沙沙。八十多年前，一群“大先生”带着文化的火种西行，点燃了边疆的漫漫长夜。八十多年后，另一群年轻人用一部话剧，完成了对先辈的深情回望，也给出了自己的青春答案。这答案在他们修改三年的剧本稿纸间，在排练至深夜的汗水里，更在他们对“何为大”那份清醒温热的思考中。

　　薪火相传，形式在变，但那束光，从未熄灭。